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民国女子,成都故事
2017-01-11 00:20:40   来源:   



  (民国月份牌)

  《峨眉山月》是刘锋晋先生的一部小说遗著,今年初在北京出版。

  二十多年前,我曾与刘锋晋先生共事于牡丹之乡——彭县(今四川彭州市),因此常有机会登门请益。刘先生每将自作诗词抄在卡片上相示,不过,那时他没有提到写小说的事。流年似水,如今刘先生去世已满十年,其小说遗著《峨眉山月》即将付梓,先生的家属以清样相示,使我得以先睹为快。

  小说初名《蝶仙传》,蝶仙乃是“碟仙”的谐音。四川民间有一种用碟子为工具的卜算方法:求卜人(两人或两人以上)将瓷碟倒扣在光滑的桌面上,以手指轻触碟底,由于桌面摩擦力小,求卜人闭目默祷时,随手指轻微颤动,碟子会发生位移,依照事先设定移动方向所代表的意义,便可预测凶吉。这种卜算方法即是“请碟仙”。据民国年间彭县人说,碟仙之所以灵验,是因为该县县城一位英年早逝的女大学生显灵。对于其本事(详后文),作者耳熟能详、不能释怀,故为之传。

  这样的写作由头,如果由蒲松龄来写,或许可以成就一篇“聊斋”。然而,刘先生的兴趣不在“志怪”而在“志人”。小说实际写了一位民国女子的不幸故事。故事发生于1940年至1942年的川西坝子,主人公叫

  柳蝶仙,事涉唐、柳两家。唐家有钱有势,柳家是小户人家(且依附唐家),故就家境而言唐优于柳。唐

  家儿子道生资质平平、未能升入高中、只能就读于书塾;柳家女儿蝶仙才貌双全、是省城女子高中的高材

  生,后来又考上了巴蜀大学。故就子女而言却是柳胜于唐。唐家儿子道生暗恋上柳家的蝶仙。家长议亲,

  并征得蝶仙的同意,举行了订婚仪式。蝶仙在大学期间因受时代思潮影响、且暗恋他人,遂疏远道生。后

  来又写信退婚。道生郁郁寡欢,患上肺结核病,不治身亡。蝶仙因精神悒郁,临考不慎坠崖而亡。

  读完小说,我重新看了一遍作者的题记。题记全文是:“怀念我曾经见到过和听说过的人们!他们都是些好人。他们在这个世界上存在过,但是现在都消失了。无论他们是伟大的,或者渺小的,我都怀念他们。

  愿他们安息!”不错,这是一篇“好人”的故事,作者爱他们。“他们都是些好人”这句话中的“他们”

  ,不但是指男女主人公,还应该包括双方的家长及同学朋友。故事虽然有家长议婚,却并非全然包办。这

  与五四以来关于“家”的作品大不相同。在那些作品中,家长通常是头脑冬烘、思想顽固、作风专制的。

  而在这篇小说中,家长却显得那样开明开通、富于人情味。例如唐家提亲,对于柳家来说本应是求之不得

  的事,柳家家长却没有立即顺竿爬,而是顾忌女儿的感受道,“我们自幼宠着她,遇事顺着她,得跟她好

  好谈谈,再商量吧。”要不是征得了女儿同意,婚是订不成的。又如蝶仙退婚,对唐家来说是大失面子的

  事,然而当柳家表示歉意时,唐家家长却是竭力控制情绪说,“不能怪你,只怪道生和蝶生没有缘分”,

  这已超出一般的开通,简直肚大容人。道生资质平平,但是,他生在富家却无纨绔习气,遇事又知进退,

  是个佳子弟。蝶仙才貌双全,思想上进,敢于自作主张写信退婚,在她生活的那个年代殊属“新新人类”

  。女主人公身边的同学和朋友,几乎全是益友。小说提到些许恶人、小人,如陈慧生家乡那个袍哥舵把子

  龙贵山和他那个“虎妞”式丑女,以及造谣中伤蝶仙的人,或者并未出场,或者掀不起什么风浪,完全可

  以忽略不计。总之,这是一篇“好人”的故事,是一篇为“爱”而写的故事。

  不禁想起曹禺的创作自白来——“我对自己作品里所写到的人和事,是非常熟悉的。我出身在一个官僚家庭里,看到过许多高级恶棍,高级流氓。《雷雨》、《日出》、《北京人》里出现的那些人物,我看得太

  多了,有一段时间甚至可以说是和他们朝夕共处。”曹禺笔下最得力的人物,不正是一些“高级”或不怎

  么高级的“恶棍”“流氓”(如潘月亭、李石清、周朴园以及黑三、胡四等等)么?作者憎恶他们,作品

  中的好人之死应该由谁来“买单”的问题,答案是清清楚楚。而同样一个问题,在《峨眉山月》就说不清

  楚了——1、订婚非纯然包办,故不应该由家长来“买单”;2、蝶仙退婚没有遭遇实质性阻挠、舆论压力

  不大,故不应该由礼俗(或封建制度)来“买单”;3、男女主人公固然陷入了个人苦闷不能自拔,但道

  生直接的死因是病魔,蝶仙之死更像是一个事故,故不应该由人物自身来“买单”。看来,这篇小说的主

  题不是反封建,而是伤逝和人生无常。

  白乐天诗云:“大都好物不坚牢,彩云易散琉璃碎”(《简简吟》),李后主词云:“林花谢了春红,太匆匆”(《相见欢》),伤逝和人生无常,本是文学的一个永恒主题。蝶仙和道生的故事,又使人想起冯

  至翻译的海涅的一首诗。诗中说,一个青年爱上了一个姑娘,那个姑娘却爱上了另一个人,另一个人又爱

  上了另一个姑娘、而且和她结了婚,那个姑娘因此感到十分苦闷。诗中还说,这是一个古老的故事,但是

  它永远新鲜,谁要是正好遇上这样的事情,他的心就会裂成两半。《峨眉山月》的故事不正是如此么:道

  生爱上了蝶仙,蝶仙却爱上另一个人(郁文华),这人又却突然从她的生活视野中消失,结果蝶仙很苦闷

  、道生则更苦闷——至死方休。生活是一个编织圈套的高手,进套容易解套难啊。

  这篇小说是有事实根据的。友人管遗瑞从钟树梁先生处听到过,并提供简要记录如次:抗日战期间,彭县县城有一位美貌而又聪颖的才女叫刘沛仙,能诗善文,中学毕业后考入四川大学。本县富户之子杨本才追

  求刘,经杨家几次向刘家求婚,刘不得已,入学前与杨举行了订婚仪式。川大当时为避日本人的飞机轰炸,

  ,从成都迁往峨眉山。同校男生追求刘者甚众,刘虽以品行自持,却生悔婚之心,几乎断绝与杨家之往来

  ,致杨不久因抑郁而死。杨家人甚为气愤,葬杨时将刘的照片、生辰八字一并入棺。不久,刘考取研究生

  ,导师要求极严,刘拼命看书,钻研功课。一日在山间悬崖旁看书,不觉头晕,坠入崖中,被从崖底救起

  ,然已成重伤,二日后去世。全校大为惋惜,开了盛大的追悼会,当时做挽联的极多,还有不少做诗的,

  咏叹刘的不寻常的一生。好事者或谓刘是被杨的冤魂摄去的,或添枝加叶谓刘死后成仙,或扶乩请灵,以

  卜吉凶云。

  由此看来,作者并没有解构事实另起炉灶(否则小说可以写得更集中,冲突可以更强烈,人物性格可以更凸出,故事可以更引人入胜)。小说中订婚之事原是征得蝶仙同意的,如果没有强大的外因或内因作用,

  退婚对蝶仙来说,本是难于启齿之事。而设定一个有说服力的外因或内因并非难事——比方说通过细节表

  明道生的平庸为蝶仙所不能容忍,比方说让唐家得寸进尺在订婚不久之后便要求提前结婚(蝶仙允婚时本

  有“四年读书期间不结婚”的先决条件),比方说让真正的爱情到来(赋予才华横溢的郁文华以更多的使

  命,让他更早出场而不是在小说过了五分之四的篇幅才出场,同时让他对蝶仙实施不可抵御的情感攻势)

  ——凡此种种,都可以增强故事的张力。作者没有这样做,一定有他的理由。我想,理由之一应该是作者

  太忠实于亲见亲闻的人物和故事,他是爱事实甚于爱虚构的。

  要之,这篇小说更像是一篇“特稿”——小说的附记恰好透露了这样的信息:这几年“我”(叙事人)在一家报馆当采访记者,为了写一篇关于“碟仙”的专稿,去峨眉找娄隐恕(其原型极有可能就是作者本人

  )采访一点写文章的资料。娄又介绍“我”去找何孟珍——蝶仙当年的好友。这样“我”就得到了有关蝶

  仙的较为详细的材料,包托一些零篇断简的诗词,于是引起我对传述蝶仙其人的兴趣。——这应该是作者

  收集材料、萌生写作动机的实际过程。

  充其量是个短篇小说的素材,作者竟洋洋洒洒写了八万多字。其他的篇幅多为时代背景或故事场景的交代——诸如川西局势、社会风俗、民居建筑、各色人物(如道生在彭县的书塾同窗张云汉、李文清、娄贞野

  及其在成都的弟弟娄隐恕、堂妹娄若兰,蝶仙在巴蜀大学的同学周建国、何孟珍、陈慧生、李振飞、郁文

  华,李振飞在五通桥的家人如其父李明山、其妹李振跃,以及大学教授吴宓)等等。故事发展的空间涉及

  彭县、成都、峨眉山三地,小说中逐处都有李劼人式的场景描写,可以当着乡土信史来读,读之如看“老

  照片”。要之,作者继承了传统小说、尤其是唐人传奇“文备众体——史才,诗笔,议论”的优点。小说

  中的“史才”“诗笔”,对于中心故事或许有点游离,却是这篇小说的“靓点”,是这篇小说最有读头的

  部分。例如,小说开头有这样一段场景描写:

  时值民国三十年暮春,彭县城内一家大宅院里,春光融融,绿树欣欣,几十盆牡丹争妍斗艳,开得正好。正中堂屋北壁前,一张黑漆漆檀木圆桌闪闪发光,上面供有一尊观世音菩萨的白瓷钩金造像,高大庄严,令人肃然起敬。正中壁面,挂着一副大红洒金宣纸的对联,这是本县贺维翰太史亲笔所书。文曰:“心正理明惟养气,家齐国治在修身。”书法丰腴,秀气之中,不免带有几分台阁体的意味。堂屋两边墙壁,分

  别挂着张善子和张大千的画幅。善子画的是一只猛虎,站在山崖上,昂首长啸,题曰:“崖壑生风”。大

  千却是临摹敦煌壁画,画了一幅仕女图,线条流走,仪态庄严。

  文中提到的贺维翰(1876~1948)乃彭县利安乡三合村人,清光绪甲辰(1904)科进士授翰林院庶吉士,旋升翰林院编修加侍讲衔,因丁忧返乡。1913年后,在成都彭县两地讲学,致力于教育慈善事业。文中

  称他“博览群籍,道德文章书法名噪一时”,及新办“藤荫”书塾,课徒讲学,并直接指点女学生,都是

  信而有征的,所谓“其事核而实,欲采之者传信也”(白居易《新乐府序》)——这也正是特稿之特点。

  刘锋晋先生出生于世代书香之家(其父为大书家刘东父),祖上止唐先生在成都开“槐轩”以课徒,自清

  嘉庆至民国一百五十年间受业者达数千人之多。辛亥年(1911)任川汉铁路特别股东会会长的大书家颜楷

  ,每帖毕必署“槐轩门人”引以自豪,可见其影响之巨。这篇小说关于“槐荫”老宅的描写,就是以槐轩

  为蓝本的。小说中的娄家的姓氏,实即“刘”之谐音。

  娄贞野的家,准确地说,应该是一个家族。这个家族有一百多人,他们聚居在一起,所以住宅是相当大的。他们的祖先大约在清朝嘉庆初年就迁来成都,到现在已有百多年的历史了。……走出敞厅,往右边走去

  。走不了几步路,迎面是一道圆门,这道门是和梅花墙连着的。圆门右边,那道墙继续伸展过去。墙下有

  一口古井,周围堆满枯黄的落叶。一棵极其高大的古槐挺立在井边。蝶仙这才明白,敞厅外面那块匾为什

  么题着“槐荫”二字。娄贞野带着几个人走进圆门,一进去脚下就是一道两边有栏杆的小木桥,桥下是池

  塘,它从桥的左边弯弯曲曲砌成圆拱,看去像是一个桥洞。这种瓦可能是特制的,不然就不会那么稳固。

  圆拱下边,往两旁形成斜面,这和普通屋面是差不多的。轩厅内,两边是往外斜伸的栏杆,有坐板可以坐

  ,也可以凭靠。……

  “老房子,传说多。”文中还插叙了一个狐鬼故事。这个故事和“碟仙”的故事一样,游离于中心故事,却不影响小说总体的纪实风格。

  作者生前雅善饮酒。他的一位邻居曾经回忆说,一个雪天,一大早就看见刘先生手端一个酒杯,独自站在教工宿舍的单元门口笑吟吟地赏雪——这是一幅活脱脱的子恺漫画。说起酒来,作者是满有感情的。小说

  中关于成都酒家、食店的描写,如关于“北打金街”的“关倒门”酒家和酒店中的那个打酒的老头儿的描

  写,真是神来之笔,令人过目难忘:

  唐道生抬头一看,只见街角上的街牌写着:“北打金街”。两个人走了过去。左边是一排铺面,几间铺子都取下铺板,敞开大门做生意。惟独一间铺子的几扇铺板几乎全关着。仔细一看,只有一扇铺板没有关严

  ,还留有一条窄缝。娄贞野站在那里,他似乎也迟疑了一下,接着,伸过头去往门缝里探望,然后他推开

  门钻了进去。唐道生也跟着钻进去。刚进去,两个人都觉得里面一片漆黑。慢慢地才看清楚,……再一看

  ,柜台里面还坐着一个老头子,胡须很长。此时正闭着眼睛,似乎在睡觉。娄贞野不说话,往里面走去,

  坐在靠板壁的方桌边,唐道生也跟着他坐下。老头子站起来了,他拿起一个竹筒做的舀酒提子,从小酒坛

  里舀了两杯酒,另外还拿了什么东西,慢慢走过来,把这些东西都放在两个人面前的方桌上。老头子又走

  到柜台后边,在那把竹椅上坐下来,闭上了眼睛,似乎世上的事情只有这些,到现在一切都已做完。……

  酒杯不大,但却是一种特制的方斗型的陶器,外面的釉是绿色的,红色的,也许还有其他颜色。另外的东

  西是两只竹编的小得可爱的筲箕,里面装着花生和一块豆腐干。娄贞野端起酒杯喝了一口,唐道生也喝了

  一口,只觉得酒味十分浓烈,有一股与大曲酒不同的酒香,直往鼻子里冲。……看一看那个老头子,只见

  他闭着眼睛,好像已经睡着了。“这里的酒是道地的五皇场干酒。成都的这种白酒有些是用船运来的,船

  老板喝了酒,沿途掺水,所以难吃。只有这家的酒是真正好酒。……你别小看了他,他在资阳五皇场开有

  烧坊。儿子媳妇在那里经营。他却偏要来成都开这么一个小店,又是关着门开店。俗话说‘酒好不怕巷子

  深’,他这里却是‘酒好不怕关倒门’。所以喝酒的人都把这家酒店叫做‘关倒门’,把老大爷叫关大爷

  ,其实他并不姓关。……”

  关大爷这个人物的做派和神情以及“酒好不怕巷子深”的观念,在广告学已经成为一门显学的今天读来,有恍如隔世之感,正是:刘郎已恨蓬山远,更隔蓬山一万重!本土的读者尤其是老成都老彭县,以及有

  历史癖的读者,读到这样的文字,一定会感觉格外亲切,格外神往,当然也会有一点惆怅的。于是想起刘

  先生的一首咏昙花的感伤词(《浣溪沙》)来,姑录之以为本文之结束:

  玉样精神雪样姿,瑶台月下景依稀。风鬟露鬓是耶非?

  暮雨来迟魂欲断,朝云散尽梦难期。杜兰香去几时归?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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