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诗歌,在中国的足迹
2017-01-10 23:25:06   来源:   

中国分体文学史(诗,周啸天撰)

  目  录
  第一章  诗的产生到四言诗——原始歌谣和《诗经》
  第一节 诗的产生——原始歌谣及其它
  一 原始歌谣与劳动节奏
  二 诗与乐及舞的联体共生
  第二节 四言诗与《诗经》的类型和结构程式
  一 《诗经》的成书及其分类
  二 《诗经》的体裁:四言诗
  三 《诗经》的结构程式:重章叠咏
  第三节 《诗经》的思想艺术造诣
  一 周代社会生活的百科全书
  二 《诗经》的表现手法:赋、比、兴
  第四节 四言诗的变迁和式微
  一 四言诗的变迁:石刻文、郊祀歌及其它
  二 五言诗的出现和四言诗的式微
  第二章  辞体、杂言诗及其它——《楚辞》与汉乐府
  第一节  从楚歌到辞体
  一 楚辞起源于楚声、楚歌
  二 楚辞的体制及辞赋之辨
  第二节  屈原与楚辞的思想艺术造诣
  一 哀怨起骚人:屈原的生平及创作
  二 与日月争光的长诗:《离骚》
  三 情致缥缈的《九歌》与满怀孤愤的《九章》
  四 悲秋之祖:宋玉《九辩》及其它
  第三节  从杂言诗到五言诗
  一 古诗的体制:齐言诗与杂言诗
  二 从汉乐府看杂言诗的兴衰
  第四节  汉乐府及其思想艺术造诣
  一 乐府、乐府诗和《乐府诗集》
  二 感于哀乐,缘事而发:汉乐府的写实倾向
  三 悲剧性的《焦仲卿妻》和喜剧性的《陌上桑》
  四 体既轶荡,语复真率:汉乐府的艺术成就
  第三章  五七言古诗的壮大和新体诗运动——八代诗
  第一节 五言诗的崛起和《古诗十九首》
  一 五言诗的诞生及其体制的优长
  二 《古诗十九首》及其时代、作者
  三 两地相思与伤时失志:“十九首”的内容
  四 深衷浅貌,短语长情:“十九首”的造诣
  第二节 五言诗的蓬勃发展——建安、正始、太康诗人
  一 志深笔长,梗概多气:建安诗人
  二 嵇志清峻,阮旨遥深:正始诗人
  三 繁文绮合,时见风力:太康诗人
  第三节 题材开拓和境界提升——陶渊明及六朝诗人的成就
  一 从玄言诗到田园诗:陶渊明的创举
  二 回归自然:陶诗开拓的新境界
  三 质而实绮,癯而实腴:陶诗的造诣
  四 极貌写物,穷力追新:谢灵运与山水诗
  第四节 五言诗的律化——新体诗运动
  一 低昂互节,回忌声病:永明体的产生
  二 从清新到绮靡:新体诗与宫体诗
  第五节 五言绝句与南北朝乐府
  一 五言四句体和南朝乐府
  二 北朝乐府与《木兰诗》
  三 文人联句与绝句的产生
  第六节 魏晋南北朝时代的七言诗
  一 七言诗体及文人的早期创作
  二 俊逸鲍参军:文人七言诗的成熟之作
  第四章  古近体诗体大备及创作繁荣
  ——李白和初盛唐诗
  第一节  五言律诗的成立与七言诗的丕变
  一 中国诗史的光辉篇章:唐诗
  二 新制迭出,格律形成:初唐的五言律诗
  三 初唐的七言古诗:四杰体
  四 以孤篇压全唐:《春江花月夜》及其它
  五 与齐梁划清界限:陈子昂
  第二节  山水田园诗与五言近体的升华
  一 “盛唐气象”和唐诗的繁荣
  二 冲淡中有壮逸之气:孟浩然的山水田园诗
  三 诗中有画,深契禅机:王维的山水诗
  第三节  边塞诗与七古、七绝的发皇
  一 边塞诗及其在盛唐的勃兴
  二 边塞诗的重要体裁:七绝和七古
  三 慷慨激昂,著眼政治:高适《燕歌行》
  四 为西部传神写照:岑参的边塞诗
  五 ”七绝圣手”王昌龄及其他
  第四节  盛唐诗的极诣——诗仙李白
  一 时代的动荡与李白的生平
  二 政治、山川、风月:李白的题材
  三 无可仿效的天才发抒:李白的造诣
  四 笔落惊风雨,诗成泣鬼神:李白的影响
  第五章  古近体诗的持续繁荣——杜甫和中晚唐诗
  第一节  诗界的开拓和律诗的发皇——诗圣杜甫
  一 国家不幸诗家幸:杜甫及其生平
  二 赋到沧桑句便工:杜甫与时事诗
  三 晚节渐于诗律细:杜甫与律体
  四 摅民间疾苦,集诗艺大成:杜甫的影响
  第二节  诗到元和体变新——白居易等中唐诗人
  一 稍厌精华,渐趋淡净:大历诗人
  二 歌诗合为事而作:白居易与新乐府
  三 诗到元和体变新:白居易与叙事诗
  四 缠绵的元稹诗及言浅讽深的张王乐府
  五 诗豪刘禹锡与骚人柳宗元
  第三节  追求不美之美——中唐另类诗人
  一 险怪生僻,好为奇崛:韩孟诗派
  二 瑰奇谲怪,惨淡经营:诗鬼李贺
  第四节  唯美诗风与迟暮情怀——李商隐等晚唐诗人
  一 清新俊爽,雄姿英发:杜牧七绝
  二 典丽精工,余味曲包:李商隐及无题诗
  三 亡国之音哀以思:韦庄等唐末诗人
  第六章  古近体诗的另辟蹊径——宋诗
  第一节  从唐音到宋调——宋初诗人创作轨迹
  一 主意与主情:宋诗与唐诗风格大较
  二 从宗唐开始:白体、晚唐体与西昆体
  三 由古淡到雄瞻:梅苏与欧阳修
  第二节  宋诗鼎盛与江西诗派——苏轼等元祐诗人
  一 荆公绝句妙天下:王安石的造诣
  二 无一字无来处:黄庭坚与江西诗派
  三 才思横溢,兴味盎然:苏轼的造诣
  第三节  重大主题与日常题材——陆游与中兴诗人
  一 南渡前期的感喟哀时之作
  二 集中十九从军乐:爱国诗人陆游
  三 陶成瓦砾亦诗材:杨万里的小品诗
  四 偶回光景到桑麻:范成大与《四时田园杂兴》
  第四节  从江湖派到遗民诗
  一 从清空到小巧:江湖派诗人
  二 诗风野逸清瘦的永嘉四灵
  三 烈士的悲号与遗民的哀歌
  第七章 古近体诗的回潮与新潮——元明清及近代诗
  第一节 守成与出新
  一 挑战与机遇并存:元明清诗人的创作处境
  二 江山代有才人出:元明清的诗论与创作
  第二节 从宗宋到学唐——金元诗人
  一 推宗苏黄,亲和宋诗:元好问及金代诗人
  二 近体主唐,古体主选:刘因等元代诗人
  第三节 明代诗人学唐得失及其它
  一 诗必盛唐:明代诗歌的创作主流
  二 涉笔有博大昌明气象:高启与明初诗人
  三 超元越宋,直攀唐人:前后七子及其它
  四 独抒性灵,不拘格套:公安派和竟陵派
  第四节 清诗的复兴和诗界革命
  一 南朝情结:吴伟业等“江左三大家”
  二 王士禛“神韵说”及其它
  三 宗宋派诗人:查慎行与厉鹗
  四 袁枚“性灵说”及其它
  五 百样飘零只助才:黄景仁的造诣
  六 九州生气恃风雷:龚自珍等近代诗人
  七 熔新理想入旧风格:黄遵宪与诗界革命
  提要
  原始歌谣起源于劳动,拉开中国诗史的序幕。
  《诗经》是中国文学史上第一部诗歌总集,收入西周初年至春秋中叶的民间和上层诗作三百馀篇,当时称“诗”或“诗三百”。这些诗反映了周人农牧渔猎、婚恋风俗、建筑娱乐、部族繁衍、徭役战争方方面面的生活状况,生动表现了周人的七情六欲及宇宙人生、伦理道德、历史文化、宗教哲学等各种观念。既有《卫风?氓》、《豳风?七月》那样委曲周详的叙事诗,也有《周南?关雎》、《秦风?蒹葭》那样优美动人的抒情诗。诗中活动着从天子贵族到农奴贱隶等形形色色的人物,展示了极为丰富的历史场面,从而成为周代社会生活的一面镜子,开创了中国现实主义的文学传统。《诗经》是一部声诗,抒情之作多用叠咏的结构程式,普遍采用四言体,按音乐分为风、雅、颂三大类,开创了赋、比、兴的表现手法,其比兴手法对历代诗歌的影响极为深远。《诗经》还确立了乐府声诗在中国传统诗歌中的优势,汉魏六朝乐府、唐人绝句、宋词元曲及明清时调戏文,即与之一脉传承。
  如果说《诗经》是一部不同地区、不同阶层、以无名作者为主的创作汇集,那么,《楚辞》则是“书楚语,作楚声,纪楚地,名楚物”(黄伯思),从内容到形式都带有强烈的地方色彩的诗歌总集,从中产生了伟大的爱国诗人屈原,以及宋玉等一批知名作家,标志着中国诗歌进入了个体创作的时代。国风多抒情短篇,雅、颂有增长的趋势,而屈原的《离骚》、宋玉《九辩》等,皆结构宏伟严密,笔参造化之作。屈原《九歌》11篇是在楚地祀神曲的基础上加工润色,再创作而成,其中《国殇》为悼亡楚国阵亡将士之作,风格慷慨激昂;《天问》是根据神话传说材料写成,着重表现诗人的历史观和自然观,显示了哲理与抒情的两重性;《离骚》、《九章》是屈原的政治抒情之作,表现了诗人遭遇流放的愤懑和眷念祖国的情结,有事可据,有义可陈,情感充沛,意象纷繁,气势磅礴,达到了思想和艺术的完美结合,代表着《楚辞》的最高成就。屈辞和庄子是继神话以后,中国文学浪漫主义的两大宗师。宋玉《九辩》则是寒士失职的不平之鸣,开启了中国文学感伤与悲秋的传统。《楚辞》句式较《诗经》有所加长,以六言为主,有规律地使用语气词“兮”。
  乐府的设立虽先于汉代,而汉代设立乐府,则在汉武帝时。汉乐府诗是继国风之后,古代民歌的又一次大汇集,它揭开了中国诗歌史上现实主义的新篇章。汉乐府诗多“感于哀乐,缘事而发”(班固),有比较完整的故事情节,颇能描摹人物的口吻神情,较国风中的叙事之作,演进之迹甚明,开拓了叙事诗的新阶段。汉乐府诗多反映战争徭役造成的民生疾苦,封建礼教造成的婚恋悲剧,间有揭露讽刺上层人士之作,女性题材占着重要地位。《焦仲卿妻》以冷竣的生活观察力、深厚的同情心和力透纸背的描写,再现了在封建家长的压迫下,一对寻常夫妻的不同寻常的生离死别的悲剧故事,洋溢着反对封建专制的精神。《陌上桑》写一位太守对采桑女进行骚扰,而碰一鼻子灰的喜剧故事。爱的坚贞在诗中并不是一个抽象的、违背人性的教条,而是同美满爱情和幸福家庭生活联系在一起的,尤其高明。它们从两个方面代表了汉乐府的最高成就。
  汉乐府开始了五言诗的时代。五言体较四言体的句容量大为增加,更适宜呼吸的自然节律。五言诗的特点是把《诗经》变化多端的章法、句法和韵法整齐划一,把诗经的低回往复一唱三叹的音节变成直率平坦,更宜于抒情达意。这种诗体得到文人效仿,在东汉遂取代四言诗成为诗坛创作主流。《古诗十九首》标志着东汉文人五言诗的最高成就。“十九首”全是短篇抒情诗,虽非成于一人之手,却有共同的时代主题——汉末动乱时世中寒士的失落和寻常夫妇的两地相思。如“行行重行行”、“青青河畔草”、“涉江采芙蓉”、“迢迢牵牛星”等篇,无不情景交融,语言平易,“若秀才对朋友说家常话”(谢榛),无一处不妥贴,无一处不生动;诗中颇多人生哲理的思索,如“去者日已疏,来者日已亲”,虽不免结穴于悲观,然“惊心动魂,可谓几乎一字千金”(锺嵘),故被誉为“五言之冠冕”(刘勰)。
  建安时代天下大乱、军阀混战,产生在这一时期的诗歌,一方面反映着社会的动乱与民生的疾苦,充满悲天悯人的情调;一方面便是表现乱世英雄建功立业,收拾金瓯的使命感或雄心壮志。“观其时文,雅好慷慨,良由世积乱离,风衰俗怨,并志深而笔长,故梗概而多气。”(刘勰)一个突出现象,是以曹魏为政治依托,出现了一个作家群——邺下文人集团,包括曹氏父子、建安七子和蔡琰。曹操是改造文风的祖师,为文清峻通脱。其诗兼长四言、五言,如《蒿里行》、《苦寒行》、《短歌行》、《步出夏门行》等,多以乐府古题写时事,或悲天悯人,或自抒襟抱,诗风古直悲凉,堪称建安文学之父。曹植是建安时代享誉最高的作家,他第一个大力写作五言诗,诗风清新活泼,风流自赏。他注意用词的形象生动、词采的华美、韵律的和谐、诗篇的起结,并努力锤炼警句,开了六朝绮丽的先河。《白马篇》写边塞题材,《赠白马王彪》是五言抒情的空前长篇,都是首开风气之作。此外,曹植在散文和辞赋也有相当的成就。蔡琰是文学史上不可多得的女诗人,她本是东汉大学者蔡邕的女儿,乱世中被董卓部胡兵所掳,辗转到南匈奴,婚配生子,建安中为曹操赎回。所作《悲愤诗》是文学史上第一篇文人自传体长篇叙事诗,它真实生动地记录了汉末大动乱给人民带来的苦难,特别是战争对女性的摧残,诗风激昂酸楚,震撼力甚大。总之,建安诗人多于鞍马间为文,思想内容充实,艺术风格悲凉慷慨、刚健有力,体现了现实主义与积极浪漫主义的完美结合,文学史家谓之“建安风骨”,对于唐诗有不可忽略的影响。
  魏晋之际是“乱和篡的时代”(鲁迅),统治者倡言名教而政治迫害滋多,老庄玄学行时,佛教亦乘虚而入,士人谈空说有,行为流于放诞,文学遂成苦闷的象征。正始与建安时间相隔不过二十年,而文风一变。积极入世、反映现实、慷慨悲歌成了过去,代之而起的是时而师心使气、时而讳莫如深的作风,代表作家为嵇康、阮籍。嵇康从社会关系到思想感情都与司马氏集团不合,又轻肆直言,主张“越名教而任自然”,为文思想新颖,文字泼辣,《与山巨源绝交书》借题发挥,触犯当局的政治忌讳,招致杀身之祸。阮籍亦不满现实,却更善明哲保身,他是曹植以后在五言诗创作上贡献卓著的诗人,《咏怀》诗80馀首表现找不到人生归宿、歧路彷徨的苦闷,总体内容可以简单地用“哭途穷”来加以概括,而“文多隐避,百代之下,难以情测”(李善)。《咏怀》诗开创了一个抒情诗品种,后来庾信的《拟咏怀》,陈子昂、张九龄的《感遇》和李白的《古风》,大体处于它的延长线上。
  从魏晋到南北朝时代,中国文人逐渐认识到了文学的审美特点,使创作逐渐成为自觉的艺术活动,从而开始了中国文学自觉的时代。文史的界定渐渐清楚,正史的文学色彩冲淡的同时,诗文自身的特点却日益突出。佛经的传入,对中国文学的思想、语言和音节都产生了影响。声律学和骈偶学的出现导致诗歌创作声色大开,促成新体诗亦即律诗的兴起,律诗的最大特征是“丢开汉诗浑厚古拙而趋向精妍新巧”(朱光潜),从而成为中国诗歌的又一转关。西晋太康间,潘岳、陆机等在拟古的同时,追求形式的华美,“采缛于正始,力柔于建安”(刘勰)。唯左思《咏史》议论风生,对“世胄蹑高位,英俊沉下僚”的门阀制度极度不满,《娇女诗》在文学史上第一个以儿童为描写对象,赞美人性的天真,具有新意。
  清谈风气进一步影响文学的结果,是“理过其辞,淡乎寡味”的玄言诗泛滥,直到晋宋易代之际,才出现了一个注重实践的大诗人陶渊明,给诗坛带来了新的内容和风格。从汉末“十九首”到阮籍,诗人苦苦思索生命价值和人生意义,却走不出人生的苦闷。唯独陶渊明通过从复返田园、参加劳动、享受亲情、从事精神创造活动,找到了人生的意义,提出了自己的社会理想,成就了中古时期一种新的具有田园色彩的士大夫典型,成为“六朝第一流人物”(沈德潜)。陶渊明从田园风光和农村生活中汲取创作的素材和灵感,在《诗经》农事诗基础上,开创了出一个全新的诗歌品类——田园诗。田园诗的精神也渗透了陶渊明的散文辞赋:《桃花源记》虚构了一个无政府的和平温馨的农业社会,“世外桃源”成为中国诗文最有名的典故之一;《归去来辞》是诀别官场和旧我的宣言书,也是优美动人的田园生活画卷,它完全突破汉魏抒情小赋的格局,成为辞赋史上划时代的杰作。以《归园田居》、《饮酒》、《移居》为代表的陶诗,达到平淡与醇厚的统一,情景与哲理的结合,平实而有深度。成功地创造了一种新的美学风格,迥异于魏晋以来渐趋绮靡的诗风。陶渊明开创的田园题材和浑成诗风,对唐诗影响很大。事实上唐宋大诗人都不同程度受到陶渊明的影响,苏轼的人品与风格尤相接近。堪称唐诗先驱的作家还有鲍照,其五言诗风格清新俊逸,而七言歌行如《拟行路难》等篇更富于独创性,这种体裁后来成为“唐人的拿手好戏”(萧涤非),其首创之功不可埋没。
  “宋初文咏,体有因革,老庄告退,山水方滋。”(刘勰)谢灵运为永嘉太守,用诗描绘了浙江、彭蠡湖的自然景色,成为陶渊明以后专攻山水诗的诗人。由于汉字四声的发现,在齐永明间诗人沈约等提倡下,出现了回避声病、讲求调声的新体诗,是当时诗界的一件大事。诗人谢以永明体写山水诗,工于发端,语言清新,颇有警句,与谢灵运并称“大小谢”。新体诗在梁、陈宫廷演变出一种以咏物、艳情为主,诗风轻艳的诗体,时称宫体,主要作家是梁简文帝萧纲及徐徐陵父子、庾肩吾庾信父子。宫体诗比永明体更趋于用典、藻绘和格律化。
  东晋以来,长江流域经济增长,商业发达,城市繁荣,世风奢靡,音乐文艺蓬勃发展。南朝乐府机关采集民歌,主要满足统治阶层声色娱乐的需要,所以现存南朝乐府内容比较狭窄,绝大多数是情歌,文人加工的痕迹较为明显。南朝乐府以五言四句体为主,歌曲数百种,以《子夜歌》系列最受欢迎。《西洲曲》在五言四句体的基础上,发展成为长篇,全诗如多首五绝组成,声情摇曳,首尾呼应,堪称南朝乐府最成熟、精致的作品。北朝民歌多半是北魏以后的作品,陆续传到南方,由梁代的乐府机关保存。与南朝乐府相比,北朝民歌口头创作居多,以谣体为主,数量较南朝民歌为少,而内容比较开阔,艺术表现质朴刚健,生气勃勃。《敕勒歌》虽由鲜卑语译来,却是北朝民歌的上乘之作。《木兰诗》歌颂一位女性代父从军的事迹,诗中写木兰固然英雄,却毕竟是一位女性,用笔明快而细腻,唱叹有情,是北朝民歌的杰作。
  隋唐时代结束了自东汉以来数百年动荡分裂局面,门阀士族垄断仕途的局面被打破,政权逐步向庶族人士开放。大唐帝国长时期经济繁荣,国家统一强盛,南北文学的渗透融合,中外文化交流的活跃,政治开明,文禁松驰,给文坛带来新的生机。
  唐诗开辟了中国诗歌史上的新纪元,六朝开始的新体诗运动得到最终完成;五七言古近体诗体裁大备;唐诗诗歌数量,超出西周到南北朝一千六、七百年间存诗总数的二至三倍;在群众参与创作的基础上,每隔几十年就雨后春笋般涌现一批成就卓越的诗人,具有独特风格的诗人超过从战国到南北朝著名诗人的总和。在唐初即产生了如“四杰”等宫廷外的优秀诗人,从内容上突破了宫体诗的狭小天地,使五律完熟定型,七古面目一新。陈子昂正式反对齐梁,倡言风雅兴寄、汉魏风骨,打出以复古为革新的旗帜,始从理论和实践上为唐诗发展端正了方向。开元天宝之间,诗歌发展呈跃进性趋势,积极浪漫主义诗风成为时代主流,大批卓越诗人如雨后春笋般涌现。伟大的浪漫主义诗人李白是这一时期最杰出的代表。李白生活在开元天宝时代,一方面感受着欣欣向荣的时代氛围,一方面又察觉到社会潜伏的危机。他一生长栖山林而心存魏阙,做过皇帝的客卿,更是市井平民的朋友,因爱国心切而系身囹圄、曾被流放,不平凡的生活造就了他不平凡的思想性格:既怀儒家“济世”的人生理想,又对现实存在极端不满,思想行为放荡不羁,追求精神的绝对自由,遂能“并屈庄以为心”(龚自珍)。他通过对壮丽河山的歌唱,表现理想与现实的矛盾,抒发蔑视世俗、笑傲王侯、纵情欢乐、恣意反抗的情怀。其创作状态是天马行空,不拘格律,随意挥洒,十幅一息。至如《蜀道难》、《将进酒》、《梦游天姥吟留别》等篇,“可谓奇之又奇,然自骚人以还,鲜有此体调也。”(殷璠)时代的特点结合着诗人的独特生活经历和思想性格,使李白将浪漫主义精神和浪漫主义表现手法高度统一,成为屈原以后最伟大的浪漫主义诗人。李白而外,以岑参、高适为代表的边塞诗派,以王维、孟浩然为代表的田园山水诗派,云蒸霞蔚,共同创造了盛唐气象。岑参长期深入边塞,足迹遍及天山南北,以审美态度歌咏边塞的一切,《走马川行奉送出师西征》等篇尤富奇情壮采,堪称西部诗人。王维深受佛教思想影响,以丹青妙手为诗,诗中有画,《辋川集》诸诗,颇具禅机。盛唐文艺洋溢着音乐的精神,得到长足发展的诗体是七言歌行与七言绝句,王昌龄将边塞和妇女题材入七言绝句,以深厚的人道主义关怀和醇厚的艺术境界赢得“诗家天子”之称。
  安史之乱前后,现实主义逐渐取代浪漫主义而成为时代潮流。杜甫横跨两个时代,是与这个大动荡时代、与苦难民众同呼吸、共命运的诗人。他以丰富真切的生活体验、深沉博大的儒学情怀、海涵地负的艺术才力,关注时代民生,以时事入诗,再现了近半个世纪的历史画卷,以“三吏”、“三别”及《北征》等为标志,达到了写实的极致,成功了一代“诗史”。杜甫是传统诗艺的集大成者,是文人叙事诗第一大宗师,又是唐代最善于驾驭各类诗体的诗人,几乎每一种诗体在他的手里都得到新的发展。七言律诗在众体中最要炉锤的工夫,这种形式初盛唐少有作者,到《秋兴八首》等大量作品产生,始成重要诗体,而杜诗在总体上亦以沉郁顿挫、千锤百炼为特色。大历时代的诗人,在生活、思想、艺术上都无力追踪李杜,大都远宗谢脁、近继王维,寄情山水和日常生活,审美趣味偏于清空幽隽。而“诗到元和体变新”(白居易),出现了继承杜甫的现实主义诗歌大潮和新乐府运动。中晚唐诗歌风格流派比盛唐更多,杰出诗人除白居易外,还有韩愈、元稹、张籍、王建、柳宗元、刘禹锡、李贺、杜牧和李商隐,即使并称如元白、刘白、韩孟、韦柳、张王及小李杜,莫不同中有异,各具风采。白居易推尊杜甫,提倡诗歌“为时而作”、“为事而著”、为政治服务,是新乐府运动的领袖人物,《新乐府》、《秦中吟》组诗是其诗论的光辉实践。《长恨歌》等叙事诗,以易传之事为绝妙之词,突破其诗论的局限,遂成千古绝唱。韩愈则从艺术创新的一面发展杜甫,开新奇瘦硬的诗风,对宋诗有较大的影响。刘禹锡怀六朝情结,得民歌神髓,所作《金陵五题》、《竹枝词》等七绝,影响深远。李贺歌诗从楚辞、南朝乐府挹取芳润,多以怀才不遇和恋情为题材,创造了一种迟暮黄昏的梦幻情调,在手法上特重象征和感性显现,开启了晚唐唯美主义的诗风。晚唐杜牧清新俊爽,李商隐包蕴密致,在艺术上分别处在刘禹锡和李贺的延长线上,在七言律诗、七言绝句的创作上尤为出色。杜牧尤长于七绝,所作《阿房宫赋》,首开文赋的先声。李商隐七律如《锦瑟》、《无题》诸诗,注意语言、对仗、声律和典故的精心选择和组织,形成精丽而富于暗示的诗风,是中国古典诗歌通向词境的一大转关。唐末虽未出现大诗人,而罗隐、聂夷中、杜荀鹤等人以关注民生、批判弊政的出色作品,对新乐府运动作了有力的回应。
  自隋以来,西北各少数民族和西域各国音乐大量传入内地,民间音乐也得到搜集和整理,产生了“杂胡夷里巷之曲”的“燕乐”。唐代成熟的都市文化,追求享乐消费的社会风气,导致了以娱宾遣兴为目的的曲子词的流行,吸引了文人参与创作。李白《菩萨蛮》、《忆秦娥》二词,虽不离羁情闺怨,而境界阔大,又发挥音律的积极作用,被誉为“百代词曲之祖”(黄升)。中唐一大批文人染指词体,产生了张志和《渔歌子》、白居易《忆江南》、皇甫松《浪淘沙》等大量杰作,然皆属于小令。晚唐温庭筠专注于词体创作,所作《菩萨蛮》、《更漏子》诸词,意象密集,多用装点字面,特重感性显现,使词体脱离传统诗风,走上绮艳和狭深的道路。五代赵崇祚选晚唐、西蜀词为《花间集》,花间词人将温庭筠词风作为传统词风肯定下来,形成流派,标志着词体的婉约正宗的确立,使“词为艳科”的观念深入人心。而南唐词人以忧患意识入词,产生了词史上空前启后的大家——南唐二主与冯延巳。后主李煜以白描的手法,长短错综的词调,抒写亡国的深哀巨痛和宇宙人生的感喟,如《虞美人》、《乌夜啼》、《浪淘沙》诸作,可谓“眼界始大,感慨遂深”(王国维),“粗服乱头,不掩国色”(周济),从内容到手法上都突破了传统,提高了词体的格调和地位。
  宋王朝的统一,结束了自唐安史之乱以来两百馀年的分裂割据状态。南北各地涌现了以汴梁、杭州为首的一批大都会,反映市民阶层生活情调的声乐蓬蓬勃勃地发展,使词体得到了长足发展。北宋初期晏殊、欧阳修等作家,主要从事于小令的制作,词调与风格都接近南唐。而晏殊词情中有思,词风圆融;欧阳修词豪宕沈挚,有太白遗风;范仲淹《渔家傲》以边塞题材入词,略引豪放的端绪;晏几道词多恋旧伤逝,颇具悲金悼玉之情,多寓华屋山丘,人生无凭的感怆,上承后主而较有词采。经过张先等人继先启后的过渡,到了柳永,始大力从事慢词的创作,如《雨霖铃》、《八声甘州》、《望海潮》诸作,把赋法引进词中,在句法上运用领字,从内容和形式上给宋词带来根本性的变化,有力扭转了词坛风气,对当世影响极大,号称“凡有井水饮处,即能歌柳词”(叶梦得)。从此词调日渐增多,而慢词一变而为宋词最主要的一种体裁,词体亦由诗的附庸一变而为大国。苏轼的功绩主要在于题材内容的扩大,不仅写儿女离别、男女相思,更在词中抒发个人宽广胸襟,表现日常生活,举凡咏史、怀古、说理、谈禅无不可入,他“以诗为词”,使词体突破艳科的藩篱,从而大大拓展了疆域、提高了境界。至如《江城子(密州出猎)》、《念奴娇》、《水调歌头》等豪放、清旷之作,开启了与婉约相对立的词风。周邦彦上继柳永而扬弃了其通俗性、直接性,代之以包蕴密致的浑厚风格,在音律上更加精审而规范,在技巧上更加考究而深细,如《瑞龙吟》、《兰陵王》、《风流子》诸词,莫不精于音律,以赋为词,语言典丽,讲究法度,似乎穷尽了词这种样式可能有的种种状态,故被誉为“词中之老杜”(王国维)。女词人李清照亦工音律,倡言“词别是一家”(《词论》),如《一剪梅》、《醉花阴》等,无不情境深挚,造语清新,而南渡后所作《声声慢》、《永遇乐》等,则熔国破家亡与身世飘零之感于一炉,出以白描手段,声情并茂,在后主的基础上更有发展。
  宋室南渡前后,民族矛盾急剧上升,和战之争成为政治斗争的主要内容。主和势力一直占据上风,而主战势力亦从未晏旗息鼓,爱国主义乃成为时代文艺思潮,慷慨言志与感喟伤时成为词的两大主题,豪放词风遂得到发展的契机。南宋初期词人如张元干、张孝祥等,大都亲历靖康之变,志在恢复,故能上承苏轼,下开辛派词风。辛弃疾是南宋最伟大的爱国词人,他生在北方,青年时代即投身抗金复国的斗争,南下后受朝廷妥协苟安政策的羁縻,壮志难酬,只得将满腔热忱与孤愤,发而为词。他在苏轼基础上进一步拓展了词的表现内容,继承其豪放风格,开拓出雄奇阔大的词境。辛弃疾饱览群籍,腹笥极广,熔铸经史,“以文为词”,“以论为词”,如《水龙吟(楚天千里)》、《摸鱼儿(更能消)》、《永遇乐(千古江山)》等篇,莫不深于寄托,长于用典,虽称豪放,不失词体之本色。影响一代,在南宋词坛形成一个豪放词派即辛派,重要作家有陈亮、刘过、刘克庄、刘辰翁等。宋金对峙成为定局,恢复之声渐渐衰微,代辛派而起的是以姜夔为代表的格律词派。姜夔上承北宋周、柳,精心追琢,意境清空,音律严整,曲多自度,如《暗香》、《疏影》等,有较高艺术成就。属于格律词派的重要作家还有史达祖、吴文英、张炎、王沂孙等人,其词作渐入于哀怨衰飒,构成宋词如泣如诉的馀韵。
  宋人广泛学习唐诗特别是中晚唐诗,宋诗总体成就虽不如唐诗,但在极盛难继的情况下,诗人继承杜甫、韩愈的拓新精神,扩大诗的表现领域,在艺术上努力别开生面,形成新的美学风格。宋诗“取材广而命意新”,技巧精细,富于书卷气,表现出“意新语工”和“学者之诗”的面目。宋初沿袭五代之馀,士大夫多效法白居易的通俗浅显闲适之作,独王禹偁得其现实主义真传。真宗朝台阁文人杨亿、刘筠、钱惟演等称“西昆派”,专学晚唐李商隐、唐彦谦,讲究典丽精工,意义空洞而语言晦涩,却开了以才学为诗的风气。仁宗朝梅尧臣、苏舜钦齐名,力矫西昆之弊,梅诗委宛闲淡,苏诗粗犷豪迈。欧阳修舍韩诗之险怪奇崛,而效其清新敷愉,其诗具散文般流动潇洒的风格。他对语言的把握,对字句和音节的感悟,在梅苏之上。从神宗元丰到哲宗元祐时期十多年,是宋诗发展的鼎盛时期,王安石、苏轼、黄庭坚三大诗人并世而出。王安石推崇杜甫,诗或刺砭时弊、或通过咏史发表政治见解。晚岁居金陵筑室于锺山,自号“半山”,致力于绝句创作,达到精深华妙的境界,具有很高审美价值,时称“荆公绝句妙天下”,他更多地表现出对唐诗的继承发展。黄庭坚亦宗杜甫,倡导“点铁成金”、“脱胎换骨”,诗风瘦硬生新,尤长于七律,如《寄黄几复》、《戏呈孔毅父》等,手法风格迥别于唐人,遂为“江西诗派”的宗匠,南渡诗人多从此入门,他更多地表现出对宋调的开拓新创。苏轼诗内容丰富,题材广泛,如《有美堂暴雨》、《望湖楼醉书》、《题西林壁》等,多气象宏阔,铺叙宛转,自然奔放,笔力矫健,富于理趣,尤善博喻,时有淋漓酣畅之感,代表了北宋诗的最高成就。宋诗以文字为诗、以才学为诗、以议论为诗等特点,在苏诗都有充分的表现。南宋杨万里从日常生活汲取题材,又擅长“活法”,运用七绝体式,开创了小品诗与“诚斋体”,时称“笔端有口古来稀”;范成大融合田园与悯农诗于一炉,作《四时田园杂兴》,开创了新田园诗,均能在宋诗中各树一帜。陆游是南宋伟大的爱国诗人,他的诗歌比较全面地反映了那个时代的社会面貌,不但数量多,而且在思想内容上始终贯穿着一条爱国主义的红线。如《长歌行》、《书愤》等篇,多通过瑰奇的想象来表达对理想的热烈追求,风格雄浑奔放、气象开廓,而不失晓畅平易、清新自然,体现了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的高度结合。宋末还出现了“永嘉四灵”和江湖诗派,但成就不大。而文天祥、汪元量等人的爱国诗篇,多取则杜甫,是对陆游诗的一个回应。
  元杂剧唱词所用的体制,乃是一种新兴的诗体——散曲,与杂剧合称元曲。散曲主要分为小令和套数两类。小令又称“叶儿”,指单支的曲子;套数则是同一宫调下若干小令的组合。元代散曲作家地位低下,人生观非常低调,看好的题材是叹世、归隐及男女风情,大体玩世不恭。也有一些作品反映现实,揭露黑暗,流连光景。传统诗词常用比兴、偏于含蓄,散曲却多用赋体,穷举尽露,如关汉卿《南吕?一枝花?不伏老》;诗庄词媚,语言雅驯,散曲却不避俚俗,杂烩荤素,风格特逗;散曲尤其套数,深受杂剧影响,多以代言体叙事,时而搞笑,有如独角戏,幽默诙谐风趣,如睢景臣《般涉调?哨遍?高祖还乡》编派皇帝,以漫画化和误会法,褫夺最高统治者头上的光环;马致远《般涉调?耍孩儿?借马》取借马这样一个普通生活事件,解剖小私有者的自私心理,诙谐之极的局面,而出之以严肃不拘的笔墨,均有很高的喜剧性。元散曲在风格上,亦有豪放、清丽之别,豪放一路以马致远为代表,清丽一路以张可久、乔吉等为代表。
  明初“台阁体”诗风颓靡,弘治到万历年间明诗大盛,主持诗坛的前后七子,打出复古旗号与“台阁体”对抗,而“诗必盛唐”的主张在相当程度上限制了他们的成就。唯以抗倭或海防为题材的边防诗,远绍盛唐边塞之作,构成一道亮丽的风景线。尔后“公安派”打出“独抒性灵”的口号,与前后七子的复古主张相对立。三袁而外,徐渭以奇人奇作,成为“性灵派”之杰出作家。晚明“竟陵派”在反复古上与公安派有相通之处,而诗境失之狭小。明清易代之际,造就了陈子龙、夏完淳、顾炎武、王夫之等一批具有民族气节的诗人。而清诗的第一页则是由“江左三大家”钱谦益、吴伟业和龚鼎孳写成,其共同之处是表现汉族士大夫改仕新朝的心理负担,有很深的南朝情结。康熙时代,则有施闰章、宋琬号“南施北宋”,而影响较大的诗人是继司空图、严羽高倡“神韵说”的王士禛,他更多地在诗艺上进行追求,以七绝造诣为高。当时诗人畏闻文字狱,遂在形式上进行追求,或以学问为诗,沈德潜的“格调说”、翁方纲的“肌理说”踵继而出;不为时风左右者,唯郑燮反映民情之作、袁枚直抒性灵之作、黄景仁自抒哀怨之作而已。明清诗人对八代唐宋至当代积累的创作经验加以理论总结,诗话的数量和质量超过前代,诗话作者如李东阳(《怀麓堂诗话》)、徐祯卿(《谈艺录》)、谢榛(《四溟诗话》)、王世贞(《艺苑卮言》)、王夫之(《姜斋诗话》)、叶燮(《原诗》)、王士禛(《渔洋诗话》)、沈德潜(《说诗晬语》)、袁枚(《随园诗话》)、赵翼(《瓯北诗话》)等,多为卓有成就的诗人,提出了不少有价值的诗歌主张和见解。词体在清代也得到复兴。清初陈维崧以豪放词风开“阳羡词派”,朱彝尊以清空词风开“浙西词派”,纳兰性德以婉丽词风独树一帜。中叶张惠言、周济以比兴寄托言词,开“常州词派”,影响较大。晚清陈廷焯《白雨斋词话》、王国维《人间词话》等,在词学理论上卓有建树。明清“诗让唐,词让宋,曲又让元”(卓人月),而时调山歌却以新鲜活泼的体调,唱出了惊世骇俗的歌声,《山歌》、《挂枝儿》、《罗江怨》、《打枣竿》等为明代文学一绝;而清代的俗曲《马头调》、《寄生草》等,亦成就相当,是南朝乐府以来中国民歌的又一次收获。
  鸦片战争前夕,被誉为“三百年来第一流”的龚自珍,以启蒙思想家特有的敏感,忧念时局,呼唤风雷,作《己亥杂诗》三百首,遂为近代诗歌的奠基人。洋枪洋炮打开了中国的大门,太平天国革命风起云涌,中国逐渐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,资产阶级改良主义政治运动兴起,上层社会内部发生激烈的守旧与革新的冲突,西方声光化电科技知识传入,以黄遵宪为代表的思想趋新的诗人发动了“诗界革命”,“熔铸新理想以入旧风格”(梁启超),如《日本杂事诗》、《纪事》八首等,从东瀛见闻写到美国总统选举,大胆使用新题材、新事物、新名词、流俗语,“意境几于无李杜,目中何处着元明。”(康有为)但即使是新派诗歌,在语言形式上仍采用文言与五七言古近体,充分表现出中国文学特别是传统诗歌在形式上的稳定、封闭和凝固化倾向,在这样的前提下,推陈出新也就相当受限、戛戛其难。
  随着五四新文学运动狂飙的到来,科学与民主成为时代思潮,白话文学扫荡文坛,欧美文学样式蜂拥而入,中国文学的形式、手法和内容,方有全面而深刻的变革,从而产生了不同于传统诗词的新诗。中国诗歌方才以崭新的面貌和接轨于世界的姿态,跨进了“现代”的门槛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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